新中国成立后，黄火青从繁华的天津调任到辽宁省，担任省长。这标志着他从城市管理的舞台转变为一个省级单位的领导，面对的挑战与机遇皆截然不同。辽宁省作为重要的重工业基地，肩负着国家多个领域的生产重任，相较于他之前在城市的管理股票线上配资网，省级层面的复杂性和人员结构的多元性使得他的管理任务更加艰巨。尽管黄火青拥有数年的城市管理经验，但面对这片拥有超过两千万居民的土地，压力如同山岳般沉重。
在当时，辽宁省有着严格的生产任务指标，工业和农业必须达成上级设定的一系列目标，例如明年的钢铁产量需比今年增长多少，农业产值亦需有所提高。这种高压的生产环境对他的管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1966年，由于政治环境的剧变，黄火青受到了冲击，不得不结束他的工作。1967年，他被安排前往北京，住进中组部的招待所。在这里，他并不是享受自由的官员，而是时时刻刻在监视之下。
在招待所，黄火青遇到了其他地方的干部，包括来自四川的廖志高，江苏的江渭清，以及浙江的谭启龙。作为各省的主要领导，他们的待遇都是一人一间房，享受相对独立的空间。但是，这段时间的生活并不完全轻松愉快，尽管上级的安排是出于保护，但他们实际上过得却相对封闭。在招待所，随着时间推移，入驻的人越来越多，虽然有时会有人发发牢骚，但对于黄火青来说，这样的抱怨似乎毫无意义。
展开剩余70%在日常生活中，他们的饮食十分简单，主要是食用棒子面窝窝头。由于黄火青曾接受过胃部手术，难以忍受这种食物，他不得不另寻机解决温饱。居住在北京，他几乎无法和家属见面，只能通过书信形式进行沟通。然而，招待所的生活规律，黄火青在空闲时间会进行读书、浏览报纸和练字，有时还会参与一些体力劳动，如打扫卫生等。
1969年，招待所的老干部们陆续被遣散，黄火青回到了辽宁。在朝阳寺，他安顿下来，每个月有60元的津贴来维持生活。尽管这里的环境相对宽松，院子大且行动自由，但他内心却依然渴望工作。于是，他写信给军区司令员陈锡联，希望能够澄清自己的问题，并在工作上发挥作用，哪怕只是一个生锈的螺丝钉，他都希望能够尽快得到回应。毕竟，已经两年多没有工作，拖延下去显然不是办法。
然而，这封信发出后却毫无音讯，仿佛石沉大海，初时他并不明白为何如此，直到后来发现自己给儿子的信也被扣留，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在经历了一段闲适的日子后，情况又发生了变化，突然有人找他谈话，讨论他的问题。尽管生活中仍然算不上动荡，也算是平静，他利用空闲时间进行开荒种地、阅读书籍和报纸。在这一住就是四年的日子里，直到1973年10月他的生活有所改变，他和老伴决定搬到盘锦农场，生活条件比之前更加宽裕。
在盘锦农场，黄火青不甘闲置，他开始种植西红柿、水萝卜、茼蒿、丝瓜、苦瓜等多种农作物，充分发挥自己开荒的经验。1975年，74岁的他身体状况开始下滑，不幸入院治疗。中央正好将一批高级干部召集到北京，他被邀请再次来到中组部的招待所，之后再也没有返回沈阳。在北京，他休养了三年，日常生活依旧，阅读书籍和报纸，以及参加体力劳动的时间过得并不单调，这样的日子一直持续到1978年。
终于在1978年，年届77岁的黄火青接到新的任命，担任最高检察院的检察长，从此开启了他在公安与司法领域的崭新篇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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